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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石屹1億美元捐哈佛被指濟富為兒子上學鋪路
地產商潘石屹宣佈捐款1億美元給美國哈佛大學,在公共輿論界立刻形成瞭正反兩派鮮明的對峙。有人指責潘石屹賺瞭中國人的錢,又來捐給美國人,形同"劫貧濟富",也有人主張,潘石屹此舉好得很,不但因為如何處理個人合法財產完全是他的自由,更因為美國學校的捐款監管比中國更好,捐給美國高校更能發揮作用。
租賃信貸年息借貸增貸轉貸 慈善無國別,效率有差異
近日,潘石屹夫婦宣佈設立"SOHO中國助學金",在全球范圍內捐助1億美元助學金,其中,哈佛大學獲得1500萬美元。此消息一出,立即引來爭議。
很多人質疑,潘石屹的房地產生意,賺的是中國人的錢,但為什麼不捐給中國大學或中國的失學兒童,而去捐給外國學校?這種觀點隱含的邏輯是,賺的是誰的錢,就應該對其承擔義務。不過,這種義務觀念,並不成立。
錯誤的觀念自然有其來源,在當下中國,雖然市場已經成為一個政治圖騰加以崇拜,雖然國傢經濟運行離不開市場原理,經濟學傢更是國傢的智囊,經濟調控更是完完全全的源於市場原理。但是,市場運行的基本原理卻往往被一些人視為是政治不正確。
在真正的市場原理中,甲賺瞭乙的錢,並不表示甲欺負瞭乙或占瞭乙的便宜,中國俗話說的買賣公平,童叟無欺就是說的這個。如果用經濟學的經典話語來描述這個道理,那就是亞當斯密的話:我們今天所需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師或面包師傅的恩惠,而是由於他們自利的目的,但與此同時,他們的行為也增進瞭社會福利。這個話的另外一個含義就是:雖然錢是買傢給賣傢,但卻不是隻增加瞭賣傢的利益,同時也增加瞭買方的利益,公平的市場交易是互利的。這正是現代市場的道德基礎,也給予瞭企業傢的平等地位。
所以,一個人賺瞭另一層人的錢,並不意味著他對這個人承擔上瞭一些義務。自然,賺中國人的錢,就應該優先為中國人捐款的觀點也站不住腳。甚至更極端一些,潘石屹自己賺的錢,想怎麼花就怎麼花,不關外人的事情,旁人沒資格指手畫腳。
但是,對潘石屹善行的討論,不能、也不該僅僅停留在這個層面。
這是因為私有財產角度的辯護,不光對捐款行善成立,對千金買豪宅,萬金博美人一笑也都成立。把善行與一擲千金滿足個人私欲相提並論,辯護退到如此地步,甚至對潘石屹的善行都是不公平的。更重要的是,旁人當然沒資格管,絕不等於沒資格說。公眾對新聞的評價屬於言論自由的范圍,如果僅以私人財產為由讓公共輿論閉嘴,也許維護瞭一樁善行,但卻損害瞭比善行更重要、更基礎的言論自由的價值觀。
那麼,慈善沒有國界,但車貸信貸基隆信義車貸信貸拋開國別標準,又該如何評價呢,慈善有標準可循嗎?
一筆錢是否用在瞭刀刃上,的確有效率標準,比如,財政補貼開轎車的或坐公交的。但一般來說,善行卻很難說有效率標準。慈善講究一個善緣,看到身邊的流浪狗不忍心,買來香腸喂,你很難指責他遺忘瞭平時上下班路邊的那個乞丐。捐款給北大窮學生,難道能指責沒捐給得白血病的救命?善不分大小,一般而言,基於個人生活、時間、地點、場合的限制,善行是不能直接比較的,很難有一個確定的效率標準。
不過,隨著場景轉換,這種非確定性會逐漸降低,特別是那些基於深思熟慮的、理性的善行,雖然仍然是好的、善的、是個人的權利;雖然仍然沒有客觀標準,但卻很難避免陷入效率爭議。實際上,這種效率評判自古已有,古人用錦上添花、雪中送炭八個字形象地進行瞭描述。
潘石屹回應質疑,表示助學金是為瞭資助在美國頂尖大學學習的中國貧困學生。那麼,這樁善行的效率到底如何?
哈佛的錄取標準看重於特長與社會活動,其要求的素質屬於資本密集性,中國貧困傢庭很難承受,甚至,申請哈佛所需的最基本的SAT培訓和考試費用,貧困傢庭都很難付得起。即使退一步講,有極少數的貧困傢庭被哈佛錄取, 哈佛對於來自於年收入6.5萬美元以下的傢庭都有完善的資助措施。所以,中國貧困傢庭的物質條件幾乎不可能支持孩子達到哈佛的本科錄取標準,資助在美國頂尖大學學習的中國貧困傢庭,存在很大程度的誤導。無論如何,給出錦上添花的結論並不為錯。這個結論並不來自於國別的差異,而是來自於效率的討論。
正如前面所述,個人一時興起的慈善,講究的善緣與善心,但對於理性的、大規模的慈善,效率指標當然必不可少。
在這場爭論中,很多人以比爾蓋茨基金會的全球捐贈為潘石屹辯護。事實也正是如此,比爾蓋茨基金會的捐贈范圍不僅限於美國,更多是在全球范圍內尋求慈善項目。但必須指出該基金會雖有幫助留學生就讀英國牛津大學的捐贈,但更多的是涉及瘧疾防治、消滅蚊蟲、傳染病、HIV、肺結核防治、疫苗研發、幫助弱勢群體獲取教育,大部分都是出於最基本的人道主義。雖然善行不能比較,但這些捐款無論從效率還是道德、價值觀而言,已經處於無可挑剔的最急需、最底線的位置上。反觀哈佛學生的學習條件與中國山區失學女童的學習條件,即使善行不能比較,但效率疑議卻是明顯的。其實,即使是比爾及梅林達蓋茨基金會也不能豁免於公眾的評價。所以,評價潘石屹的善行,可以拋開的是國別的偏激,但不能回避的卻是捐贈的效率,以及有意無意對公眾的誤導。
"即便潘石屹為瞭兒子,也符合遊戲規則"
潘石屹捐款美國名校哈佛大學一事,再一次引起瞭輿論紛爭。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創新與社會責任研究中心主任鄧國勝和學者李公明就此事接受瞭時代周報記者采訪,發表瞭看法。
時代周報:你怎麼看待潘石屹捐款給哈佛大學一事?你是否支持國內企業、企業傢捐錢給富裕的歐美名校?
鄧國勝:首先我覺得要尊重捐助人自己的意願,他願意捐是他自己的決定。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國民間組織現在走出國門越來越國際化,本來也是一個未來的發展方向。我們也需要一些中國的NGO開始做海外的慈善活動。不隻是潘石屹瞭,這幾年已經有不少公益組織在做海外的捐贈。我們也希望能有一定比例的公益慈善機構去到海外。
李公明:我當然覺得這個事情一點問題也沒有,但如果你把這個問題表述成為"企業捐助國外富裕名校"-當然這也是對事實的描述,但這個描述已經有點變味瞭。如果不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我覺得隻要中國企業傢有這個錢,又符合基金會的程序,那他愛給多少就給多少錢,這是個非常正常的事,我覺得沒有任何的問題。
時代周報:但的確會有人說他跑去給國外的學校錦上添花,卻不給國內高校雪中送炭。
李公明:這個說法一點意思都沒有,我們根本不需要去理睬這個言論。企業傢賺瞭錢要回報社會,回報人類的社會,他在創業的過程中不僅僅受惠於某一個地區或某一個國傢,他可能是在全世界人類的文明裡汲取瞭營養,他要回報人類,建設整個人類的文明,這有什麼問題呢?而且捐贈的還是教育事業。說起來,咱們中國受惠於其他國傢的教育援助資源還少嗎?所以說他為什麼不捐給中國而捐給國外,是毫無理由的。難道隻能捐給中國的大學瞭嗎?怎麼能這麼狹隘地去評價別人的慈善行為呢?我覺得潘石屹根本不用去理睬這樣一種言論。
時代周報:那麼能夠入讀哈佛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們,是不是真的需要這筆經濟援助呢?
鄧國勝:就像入讀清華北大的學生一樣,肯定也有一部分是掏不起學費的。有些學生可能本來因為傢庭貧困而不敢去申請,如果設立瞭這個獎學金,那麼沒有基礎的學生也就可以去申請這所全世界最好的學校瞭。
李公明:這又是另外一個事情瞭。很多人覺得能夠到國外讀書的都是傢裡很有錢的,富二代或者官二代,但你也不能否認-至少沒有這樣一個資料可以否認,有學生考上瞭哈佛,但學費或生活費上有問題。所以這個助學金就是要贊助比較困難的中國孩子去讀哈佛,很可能現實中他們確實有這個需要。還有一點,目前我們國傢的學生到國外讀書的比例越來越高,除瞭一些傢庭富裕的,肯定會有越來越多的經濟比較困難但小孩成績很好的傢庭情況,所以我覺得他資助貧困傢庭讀美國名校的做法是具有前瞻性的。
時代周報:我覺得現在中國民間對企業傢做慈善的質疑聲越來越大,原因在哪裡?
鄧國勝:其實這幾年關於慈善領域的質疑一直都挺多的瞭,可能有很多個原因。比如說公眾對於慈善工作存在一些誤區,比如一些公益慈善組織高薪聘請職業管理人,但人們覺得做公益慈善就應該沒有報酬,怎麼能夠收很高的薪水呢?類似的質疑總會存在。另外一個原因呢,可能是大傢對企業傢期待比較高,可能覺得企業傢擁有巨大的社會財富,要承擔比較多的社會責任。就是期望過高,但其實企業傢也是人。人們看到瞭跟自己的觀念不一致的地方也就會出現質疑。社會是多元的,一個社會本身存在質疑也不可怕,我們需要一個包容的社會。但最好大傢能夠理性地去討論一個問題,能夠形成一個共識吧。
李公明:這背後當然有非常復雜的社會原因,有些質疑還是正確的。比如有一些基金會或者慈善機構的的確確存在一些說不明道不白的問題。還有一個就是要說企業傢做慈善的意圖,可能是為瞭他的社會形象或產品做公關等,這類主觀猜測我覺得沒有必要,並不是說做慈善你就應該完全隱姓埋名,就不應該讓人知道你捐瞭這個錢,我覺得我們這個世界充滿瞭貧困,充滿瞭不幸,企業傢願意拿錢出來救助這些應該得到捐助的人,本身就是一件大好事,你不能要求人傢沒有一點點自私自利的動機。在我們市場經濟裡,人的自利本身就是得到承認的,所以這個自由經濟才能夠發展起來。關鍵在於,現在很多質疑是跟很多復雜情況聯系起來的,有一些基金會的資金來源可能非常不明朗,而且他們可能以某種資助為名出現瞭很多黑幕,比如他的賬本,他的資金來源等,本身都是有違法律所規定的開誠佈公的做法,所以這些質疑是完全正確的。潘石屹這個捐助,據我瞭解,他的資金來源和去向還是清清楚楚的,所以不應該把一般的質疑跟這個混淆起來。
時代周報:其實民間對他有一個質疑,就是說潘石屹捐款其實是給他兒子進哈佛大學鋪路,對此你怎麼看?
李公明:我覺得這是很好笑的一個事情。因為以潘石屹的聲望和傢財,兒子要讀好大學不一定要做這個事情。而且還必須要看到,美國這類私立大學的資金來源,往往都是要靠大學辦得好,他的校友和社會人士對這所學校有高度認同,對它培養的人才質量有高度認同,才會捐獻。在這個捐獻的過程中,校董會制定瞭一些校規,比如說會不會對捐贈人有一定的優惠,這是完全正確的,也是透明公開的。所以即便潘石屹是為瞭他的兒子,也都是符合人傢遊戲規則運作的,無可厚非。
時代周報:如今很多中國富豪都喜歡高調做慈善,其中以陳光標為代表,當然他的高調可能比較扭曲,你覺得這種做法是否值得提倡?
鄧國勝:陳光標那種做法肯定是不值得提倡,但有些機構高調地做一些公益慈善的活動,來引起人們對公益的關註,這種做法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但陳光標比較特殊。他那種做法更多的是宣傳個人,而且對於被捐助人有點不太尊重。捐贈人和受助人是一種平等的關系。所以他那種高調跟其他人的高調還不太一樣,可能會帶來一些負面結果。
李公明:高調和低調都是個人的選擇,與他們的個人聲望、意義,還有他們對所做的事的傳播期待有關,我覺得社會根本不應該從高調和低調上給他們一個道德上的褒義或貶義的評價,這個是沒有理由的。而且,高調也好,低調也好,這個調裡面到底包含瞭一種什麼樣的價值觀念呢?有些可能很低調,但隱含的價值觀念可能是非常錯誤的,比如說維護一種早就應該被推翻的價值觀,即便低調瞭,但這個調本身就是錯的。如果它很高調而且是符合人類的普世觀念的,那又有什麼不好呢?
時代周報:中國高校基金會的監管確實一直飽受詬病,你能不能簡單聊一下它的資金監管情況?
李公明:它當然有問題瞭,即便不是捐助的錢,就算是正常的國傢的投資款項也必須一筆筆清清楚楚說明錢花到哪裡去瞭,但事實上我們從來就沒有看到過這種情況的出現。我從來沒有管理過基金會,自然是不知道他們是怎麼運作的瞭。但我起碼知道一點,就是他們應該公佈這些東西。
鄧國勝:資金監管一般分為業務主管部門的監管和登記主管部門的監管,按照國傢的基金會管理條例,相關的部門也會對這些基金會進行監管。無非就是年檢,這幾年也開始做一些評估瞭。總體而言國內的透明度肯定跟國際相比有差距,但這些年應該說也有所提升瞭。如果跟過去比,會發現我們的透明度在不斷提升。而且我們國傢很多基金會原來就是政府設立的,也不是以公開透明去吸引捐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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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來源http://bj.house.sina.com.cn/news/2014-08-01/1004284575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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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質疑,潘石屹的房地產生意,賺的是中國人的錢,但為什麼不捐給中國大學或中國的失學兒童,而去捐給外國學校?這種觀點隱含的邏輯是,賺的是誰的錢,就應該對其承擔義務。不過,這種義務觀念,並不成立。
錯誤的觀念自然有其來源,在當下中國,雖然市場已經成為一個政治圖騰加以崇拜,雖然國傢經濟運行離不開市場原理,經濟學傢更是國傢的智囊,經濟調控更是完完全全的源於市場原理。但是,市場運行的基本原理卻往往被一些人視為是政治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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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個人賺瞭另一層人的錢,並不意味著他對這個人承擔上瞭一些義務。自然,賺中國人的錢,就應該優先為中國人捐款的觀點也站不住腳。甚至更極端一些,潘石屹自己賺的錢,想怎麼花就怎麼花,不關外人的事情,旁人沒資格指手畫腳。
但是,對潘石屹善行的討論,不能、也不該僅僅停留在這個層面。
這是因為私有財產角度的辯護,不光對捐款行善成立,對千金買豪宅,萬金博美人一笑也都成立。把善行與一擲千金滿足個人私欲相提並論,辯護退到如此地步,甚至對潘石屹的善行都是不公平的。更重要的是,旁人當然沒資格管,絕不等於沒資格說。公眾對新聞的評價屬於言論自由的范圍,如果僅以私人財產為由讓公共輿論閉嘴,也許維護瞭一樁善行,但卻損害瞭比善行更重要、更基礎的言論自由的價值觀。
那麼,慈善沒有國界,但車貸信貸基隆信義車貸信貸拋開國別標準,又該如何評價呢,慈善有標準可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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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的錄取標準看重於特長與社會活動,其要求的素質屬於資本密集性,中國貧困傢庭很難承受,甚至,申請哈佛所需的最基本的SAT培訓和考試費用,貧困傢庭都很難付得起。即使退一步講,有極少數的貧困傢庭被哈佛錄取, 哈佛對於來自於年收入6.5萬美元以下的傢庭都有完善的資助措施。所以,中國貧困傢庭的物質條件幾乎不可能支持孩子達到哈佛的本科錄取標準,資助在美國頂尖大學學習的中國貧困傢庭,存在很大程度的誤導。無論如何,給出錦上添花的結論並不為錯。這個結論並不來自於國別的差異,而是來自於效率的討論。
正如前面所述,個人一時興起的慈善,講究的善緣與善心,但對於理性的、大規模的慈善,效率指標當然必不可少。
在這場爭論中,很多人以比爾蓋茨基金會的全球捐贈為潘石屹辯護。事實也正是如此,比爾蓋茨基金會的捐贈范圍不僅限於美國,更多是在全球范圍內尋求慈善項目。但必須指出該基金會雖有幫助留學生就讀英國牛津大學的捐贈,但更多的是涉及瘧疾防治、消滅蚊蟲、傳染病、HIV、肺結核防治、疫苗研發、幫助弱勢群體獲取教育,大部分都是出於最基本的人道主義。雖然善行不能比較,但這些捐款無論從效率還是道德、價值觀而言,已經處於無可挑剔的最急需、最底線的位置上。反觀哈佛學生的學習條件與中國山區失學女童的學習條件,即使善行不能比較,但效率疑議卻是明顯的。其實,即使是比爾及梅林達蓋茨基金會也不能豁免於公眾的評價。所以,評價潘石屹的善行,可以拋開的是國別的偏激,但不能回避的卻是捐贈的效率,以及有意無意對公眾的誤導。
"即便潘石屹為瞭兒子,也符合遊戲規則"
潘石屹捐款美國名校哈佛大學一事,再一次引起瞭輿論紛爭。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創新與社會責任研究中心主任鄧國勝和學者李公明就此事接受瞭時代周報記者采訪,發表瞭看法。
時代周報:你怎麼看待潘石屹捐款給哈佛大學一事?你是否支持國內企業、企業傢捐錢給富裕的歐美名校?
鄧國勝:首先我覺得要尊重捐助人自己的意願,他願意捐是他自己的決定。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國民間組織現在走出國門越來越國際化,本來也是一個未來的發展方向。我們也需要一些中國的NGO開始做海外的慈善活動。不隻是潘石屹瞭,這幾年已經有不少公益組織在做海外的捐贈。我們也希望能有一定比例的公益慈善機構去到海外。
李公明:我當然覺得這個事情一點問題也沒有,但如果你把這個問題表述成為"企業捐助國外富裕名校"-當然這也是對事實的描述,但這個描述已經有點變味瞭。如果不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我覺得隻要中國企業傢有這個錢,又符合基金會的程序,那他愛給多少就給多少錢,這是個非常正常的事,我覺得沒有任何的問題。
時代周報:但的確會有人說他跑去給國外的學校錦上添花,卻不給國內高校雪中送炭。
李公明:這個說法一點意思都沒有,我們根本不需要去理睬這個言論。企業傢賺瞭錢要回報社會,回報人類的社會,他在創業的過程中不僅僅受惠於某一個地區或某一個國傢,他可能是在全世界人類的文明裡汲取瞭營養,他要回報人類,建設整個人類的文明,這有什麼問題呢?而且捐贈的還是教育事業。說起來,咱們中國受惠於其他國傢的教育援助資源還少嗎?所以說他為什麼不捐給中國而捐給國外,是毫無理由的。難道隻能捐給中國的大學瞭嗎?怎麼能這麼狹隘地去評價別人的慈善行為呢?我覺得潘石屹根本不用去理睬這樣一種言論。
時代周報:那麼能夠入讀哈佛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們,是不是真的需要這筆經濟援助呢?
鄧國勝:就像入讀清華北大的學生一樣,肯定也有一部分是掏不起學費的。有些學生可能本來因為傢庭貧困而不敢去申請,如果設立瞭這個獎學金,那麼沒有基礎的學生也就可以去申請這所全世界最好的學校瞭。
李公明:這又是另外一個事情瞭。很多人覺得能夠到國外讀書的都是傢裡很有錢的,富二代或者官二代,但你也不能否認-至少沒有這樣一個資料可以否認,有學生考上瞭哈佛,但學費或生活費上有問題。所以這個助學金就是要贊助比較困難的中國孩子去讀哈佛,很可能現實中他們確實有這個需要。還有一點,目前我們國傢的學生到國外讀書的比例越來越高,除瞭一些傢庭富裕的,肯定會有越來越多的經濟比較困難但小孩成績很好的傢庭情況,所以我覺得他資助貧困傢庭讀美國名校的做法是具有前瞻性的。
時代周報:我覺得現在中國民間對企業傢做慈善的質疑聲越來越大,原因在哪裡?
鄧國勝:其實這幾年關於慈善領域的質疑一直都挺多的瞭,可能有很多個原因。比如說公眾對於慈善工作存在一些誤區,比如一些公益慈善組織高薪聘請職業管理人,但人們覺得做公益慈善就應該沒有報酬,怎麼能夠收很高的薪水呢?類似的質疑總會存在。另外一個原因呢,可能是大傢對企業傢期待比較高,可能覺得企業傢擁有巨大的社會財富,要承擔比較多的社會責任。就是期望過高,但其實企業傢也是人。人們看到瞭跟自己的觀念不一致的地方也就會出現質疑。社會是多元的,一個社會本身存在質疑也不可怕,我們需要一個包容的社會。但最好大傢能夠理性地去討論一個問題,能夠形成一個共識吧。
李公明:這背後當然有非常復雜的社會原因,有些質疑還是正確的。比如有一些基金會或者慈善機構的的確確存在一些說不明道不白的問題。還有一個就是要說企業傢做慈善的意圖,可能是為瞭他的社會形象或產品做公關等,這類主觀猜測我覺得沒有必要,並不是說做慈善你就應該完全隱姓埋名,就不應該讓人知道你捐瞭這個錢,我覺得我們這個世界充滿瞭貧困,充滿瞭不幸,企業傢願意拿錢出來救助這些應該得到捐助的人,本身就是一件大好事,你不能要求人傢沒有一點點自私自利的動機。在我們市場經濟裡,人的自利本身就是得到承認的,所以這個自由經濟才能夠發展起來。關鍵在於,現在很多質疑是跟很多復雜情況聯系起來的,有一些基金會的資金來源可能非常不明朗,而且他們可能以某種資助為名出現瞭很多黑幕,比如他的賬本,他的資金來源等,本身都是有違法律所規定的開誠佈公的做法,所以這些質疑是完全正確的。潘石屹這個捐助,據我瞭解,他的資金來源和去向還是清清楚楚的,所以不應該把一般的質疑跟這個混淆起來。
時代周報:其實民間對他有一個質疑,就是說潘石屹捐款其實是給他兒子進哈佛大學鋪路,對此你怎麼看?
李公明:我覺得這是很好笑的一個事情。因為以潘石屹的聲望和傢財,兒子要讀好大學不一定要做這個事情。而且還必須要看到,美國這類私立大學的資金來源,往往都是要靠大學辦得好,他的校友和社會人士對這所學校有高度認同,對它培養的人才質量有高度認同,才會捐獻。在這個捐獻的過程中,校董會制定瞭一些校規,比如說會不會對捐贈人有一定的優惠,這是完全正確的,也是透明公開的。所以即便潘石屹是為瞭他的兒子,也都是符合人傢遊戲規則運作的,無可厚非。
時代周報:如今很多中國富豪都喜歡高調做慈善,其中以陳光標為代表,當然他的高調可能比較扭曲,你覺得這種做法是否值得提倡?
鄧國勝:陳光標那種做法肯定是不值得提倡,但有些機構高調地做一些公益慈善的活動,來引起人們對公益的關註,這種做法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但陳光標比較特殊。他那種做法更多的是宣傳個人,而且對於被捐助人有點不太尊重。捐贈人和受助人是一種平等的關系。所以他那種高調跟其他人的高調還不太一樣,可能會帶來一些負面結果。
李公明:高調和低調都是個人的選擇,與他們的個人聲望、意義,還有他們對所做的事的傳播期待有關,我覺得社會根本不應該從高調和低調上給他們一個道德上的褒義或貶義的評價,這個是沒有理由的。而且,高調也好,低調也好,這個調裡面到底包含瞭一種什麼樣的價值觀念呢?有些可能很低調,但隱含的價值觀念可能是非常錯誤的,比如說維護一種早就應該被推翻的價值觀,即便低調瞭,但這個調本身就是錯的。如果它很高調而且是符合人類的普世觀念的,那又有什麼不好呢?
時代周報:中國高校基金會的監管確實一直飽受詬病,你能不能簡單聊一下它的資金監管情況?
李公明:它當然有問題瞭,即便不是捐助的錢,就算是正常的國傢的投資款項也必須一筆筆清清楚楚說明錢花到哪裡去瞭,但事實上我們從來就沒有看到過這種情況的出現。我從來沒有管理過基金會,自然是不知道他們是怎麼運作的瞭。但我起碼知道一點,就是他們應該公佈這些東西。
鄧國勝:資金監管一般分為業務主管部門的監管和登記主管部門的監管,按照國傢的基金會管理條例,相關的部門也會對這些基金會進行監管。無非就是年檢,這幾年也開始做一些評估瞭。總體而言國內的透明度肯定跟國際相比有差距,但這些年應該說也有所提升瞭。如果跟過去比,會發現我們的透明度在不斷提升。而且我們國傢很多基金會原來就是政府設立的,也不是以公開透明去吸引捐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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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來源http://bj.house.sina.com.cn/news/2014-08-01/1004284575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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